让保障性租赁住房照亮“新市民”的城市梦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人逐渐聚集在大城市。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有3.76亿，其中北方、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成为青年群体和农民工大量就业的热点地区。然而，相对有限的购买力和大城市的高房价无形中造成了他们在大城市的家庭和企业的住房矛盾。

近日，在国务院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潘蔚表示，“十四五”期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采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等四大举措，提升居住领域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其中明确表示，“十四五”期间，初步计划在40个重点城市新增650万套(间)，预计将帮助1300万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可以说，这样的政策已经深入“新市民”的内心。这类群体是目前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群体，但也是租房最吃亏的群体。由于这个群体很难以现有的收入水平实现在大城市买房的梦想，过去由于户籍、多年社保缴纳、收入等原因被排除在现有的保障性住房机制之外。

就在去年，中央政府多次提到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的供应。一是写入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明确2021年40个城市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93.6万套；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22号文件)；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这些政策都凸显了国家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高度重视。

在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要对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战略部署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细则。通过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将“新市民”等住房困难人群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结构发生了逆转，城市成为承载人类的主要空间载体。具体来看，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长到9.02亿，城镇化率从17.9%增长到63.8%。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将达到3.76亿，这说明我国还有3亿多人没有真正在城市扎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可以加速实现“新市民、年轻人”的城市居住。

其次，有利于优化青年劳动力资源配置。大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人力资源储备为知识创造和技术研发奠定基础，是推动城市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城市发展需要积累人力资本，制造业升级也需要高技能人才。然而，中国城市化进程积累了大量劳动力，产业和人才的集聚对知识溢出和技能扩散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中，高昂的租房成本和住房困难成为影响“新市民”群体就业空间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将不利于我国大城市作为人才蓄水池的更新。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可以匹配大城市的创新资源和人力资源

三是有利于增强“新市民”的社会获得感和城市融入感。“新市民”群体规模大、活力足、富有创造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目前，他们买房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的经济支持，住房资源的代际依赖性不断增强。这种社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为尚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新市民”提供住房保障，不仅可以减轻他们的住房压力，还可以将时间、精力和财力集中用于社会生产和创造。也为这一群体解决住房需求开辟了渠道。这一渠道的出现将有效缓解他们对住房冲突的焦虑，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和城市融入感。

四是有利于优化住房租赁市场供需结构。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即使价格机制能够调节市场供需，随着诸多市场因素的发展变化，原有的均衡也会不断被打破，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失衡将长期存在。在住房租赁市场，中国已经从完全短缺转变为结构性短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每户平均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随着我国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位于就业密集区或交通便利区的适合“新市民”居住的小户型住宅需求不断增加。不仅将优化住房保障体系，还将优化住房租赁市场供给，促进住房租赁市场更加完善发展。

最后，有利于稳定预期，稳定房价走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新市民”的第一套房子是刚性需求。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为“新市民”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助于他们根据购买力合理释放购房需求，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支撑。此外，由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较低，比他们渴望购买的第一套自有住房更舒适，或者会逐渐改变人们过早拥有自有住房的观念，这将平滑住房市场预期，稳定房价走势，为其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