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下如何提高“课后三点半”的质量

记者注意到，“双减”后课后服务质量的火爆从地方两会延续到全国两会。早在地方两会期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省级两会代表、委员也在讨论这个话题。

比如，江苏省政协委员、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包就发现，从2021年9月份开始，苏州市课后服务老师请假现象呈增加趋势。此外，在“课后服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需求下，学校艺术、体育教师满负荷运转，艺术、体育教师短缺问题突出，难以满足学生的迫切需求。

包认为，活动经费不足，课后服务质量难以保证也是问题。“目前苏州每个学生每学期的课后服务经费是300元。如果他们一学期上学20周，每周5天，每个学生一天只有3块钱。按照每节课40人计算，每节课一天的课后服务成本只有120元。这样的数据，老师积极性不高，很难找到优质的校外资源来丰富课后课程。”他建议，应采取措施保证学校课后服务的经费，并应增加财政投入和家长的适当承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CPPCC委员将目光聚焦在“双减”后的课后服务上。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给全国人大带来了《关于积极应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问题的提案》。他列举了三个关于教师负担的研究报告——。一是由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全国优秀教师李镇西牵头的一项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数据6653份，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第二个是某教育媒体针对9443名教师进行的调查。三是某教育机构针对3000多名英语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

上述调查都指向一个重要问题：“双减”后，教师的负担大大增加。戴在这份提案中指出，90.86%的受访教师选择“评前不改教师评价”；95.22%的受访教师选择“教师晋升标准不变”。全国各地的评价体系并没有随着“双降”政策的出台而及时调整。

他建议，把“双减”作为各地、各校的“一号工程”。一是建议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其次，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额外负担；第三，改进教师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学、体育、美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社团和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合孩子的电影等。这些安排可以和社会资源合作，包括大学、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训企业。”戴表示，这样做也有利于培训企业健康转型发展，构建以学校为主导、各方力量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义和也关注了相关问题。最近半年，他频繁调研上海各大中小学，发现有的学校着力加强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然而，更多学校的课外服务存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的问题，难以促进高质量发展

为此，他还建议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校外服务建设，并制定资质标准。

张义和认为，从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来看，引入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是一个重要选项。他说，“目前各地教育局和学校将社会机构引入学校服务的比例和速度远超预期，课后服务社会化即将成为新模式。为防范新模式带来的风险，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课后服务机构资质标准，组织公开申报，遴选并公示课后服务机构白名单。”

张义和表示，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机构的课后服务质量和满意度进行评估，对那些服务质量不达标或发生恶性事件的机构坚决予以清退。

此外，一些民主党派还注重“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民进中央的提案建议，在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学习交流、参加体育、艺术、科普、劳动教育等活动的基础上，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学生的特长，培养有才华的学生。

NLD团中央的提案建议，建立课后服务目录和服务准入标准，动态选择服务项目，不断扩大课后服务资源库。建立国家义务教育在线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在线课程资源；他们还建议建设“兼职教师池”，招募志愿者、社会公益组织和优质非学科“白名单”教育培训机构；民进中央建议，建立学校课后服务供给调配平台，形成区域内统一、优质、系统的课后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