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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爆雷往事

新金融琅琊榜

1

“海口的金融机构数量多过米铺。”

倘若穿越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海南,当地人会骄傲地告诉你这句话。

如今,海南是中国金融发展最滞后的省份,或许没有之一。

这场大起大落要追溯到一家银行的死亡。

1995年8月18日,一个“黄道吉日”,由海南省政府控股的海南发展银行(海发行)成立了。

这家银行有着豪华的股东阵容,包括中国北方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大型企业。

在此之前,国内诞生了三家以“发展银行”命名的股份制银行,分别是1987年成立的深圳发展银行、1988年成立的广东发展银行和1992年成立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那时候没有人会料到海发行的命运。人们本以为,它会像三位“大哥”一样,在中国银行业占据一席之地。

但回过头看,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海发行的成立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当时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金融坏账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海南成为冒险家和投机者的乐园,其楼市一路狂飙,房价从1988年的1350元涨到了1993年的7500元。

1993年6月,针对经济过热的情况,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海南楼市崩盘了。

坏账危机爆发,一大批金融机构被拖垮了,从商业银行、信用社到信托投资公司。

时值全国信托行业第四次清理整顿,海发行正是在合并当地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基础上成立的,承接了四五十亿元债务。

尽管如此,在地方政府力挺之下,新成立的海发行势头不错,到1996年末,其存贷款规模大幅攀升,并实现了盈利。

紧接着,海发行被赋予了拯救海南各地城信社、重建海南金融秩序的重任。当时海南34家城信社总负债超过140亿元,净资产为负。

要命的是,这些城信社普遍经营混乱,有些机构存款利息超过20%,在泡沫破灭后又面临一堆烂账,早已关闭或者实质性破产。

然而,海南省政府别无选择。1997年末,海发行接盘了海南省几乎所有的城信社,随即宣布只保证给付原信用社储户本金及合法的利息——原来可以收取20%以上利息的储户只能获得7%的利息。

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1998年春节前后,不少定期存款到期的客户开始将本金及利息取出,转存其他银行;随后未到期的储户开始提前取走存款,挤兑发生了……

在当时的海口街头:凡是街道上有海发行营业网点的地方,等候取款的人,从室内延伸至马路上,排成长队,心急地往网点内探头。

海发行时运不济,恰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本就人心不稳。

与此同时,海发行自身的经营问题也暴露出来,尤其是违规向股东发放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导致其资本金严重不足。

挤兑从来都是商业银行不能承受之重,何况千疮百孔的海发行。加之,楼市泡沫留下的烂摊子,尚来不及消化。

央行曾试图挽救,陆续提供了40亿元再贷款。随着挤兑局势持续恶化,央行在当年3月决定不再给予资金支持。

1998年6月20日,央行海南省分行召集海发行董事会议,时任银行司司长蔡鄂生宣读了人民银行关于关闭海发行的决定。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家破产倒闭的银行。

央行指定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的债权债务,对境外债务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保证支付,其余债务待组织清算后偿付——时至今日,海发行破产清算工作依然未完成。

海发行并非个案,那是一段银行业全面崩坏的历史时期。为了拯救四大行,中央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了1.4万亿元坏账。但海发行没有四大行的命,它终究成了海南泡沫经济的牺牲品。

据说当时海南省长汪啸风说过一句话,海发行如果关闭,海南经济会倒退十年。

海南失去的,何止十年。

2

海发行的倒闭,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1999年初,中国第一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出现了。

这一次倒掉的是名扬海内外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国投”)。

广国投成立于1980年7月,1983年被央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享有外汇经营权。

80年代末,广国投又被国家主管机关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凭借隐性政府信用在全球范围融资,成为仅次于中信的中国第二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除了金融,广国投旗下的广信房产,是广州最早成名的开发商之一,曾与珠江实业、越秀城建并称为广州房地产市场“三大家”。

作为“广州地产之母”,1988年,广信房产以2.808亿元中标竞得广州花地湾地块,楼面地价为218元/㎡,这是广州第一个通过招标转让形式出让的用地项目。

1992年,广国投建成了广东国际大厦,这栋当地人俗称的“63层”,不仅是广州地标,还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著名的第一高楼。

那是广国投最高光的时刻,也是其由盛转衰的开端。

多年以后司法部门调查发现,“1992年以来,广东国投公司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存在大量高息揽存、账外经营、乱拆借资金、乱投资等违规经营活动。”

一些细节则触目惊心:连公司高管都不知道旗下到底有多少家子公司;27家境外公司甚至完全没有报表资料;某高管一张白条划走50万美元,事后才补办转贷手续;美洲公司高管到美国后生了3个孩子,竟连买纸尿布的钱都在公司报销……

那时候,广国投涉足了数十个领域,涵盖投资、贸易、酒店开发、旅游、交通、能源、通讯、纺织、电子、医疗等,并重金押注房地产开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同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要求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危急关头,广国投依然在全球各地四处融资,并漫无节制地向境内外500多家债务人发放贷款近130亿元。这进一步恶化了风险,最终发生了严重的外债支付危机。

内外交困,从量变到质变,广国投这艘“航空母舰”沦为“泰坦尼克号”。

1998年10月6日,人民银行宣布对广国投实施为期三个月的行政关闭清算。在此期间,广国投的经营乱象彻底暴露,迫使广东省政府放弃了重组打算——据称重组的代价高达370亿元。

1999年1月11日,广国投向广东高院申请破产。法院初步查明,广国投资产总额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不抵债146.94亿元。

作为对外借款窗口,广国投80%的债务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瑞士等境外130多家银行,令这起破产案震惊中外,被称为“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浮出的最大冰山”。

“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1999年两会,中国领导人如此回应。

在国内,广国投违规吸收个人储蓄存款5.9亿元,涉及储户2万多人;同时下属9个证券营业部违规挪用股民保证金1.32亿元,涉及8万多名股民。

为此,广东省政府从财政拿出5.9亿元,委托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垫付个人存款;委托广发证券托管广国投的9个证券营业部后整体转让,从破产财产中补足被挪用的股民保证金。

广国投的垮台,引发了一场广东金融大整顿,同时拉开了我国信托业第五次大整顿的序幕。

从此,中国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这次整顿于2001年结束,全国信托公司的数量从数百家降到了60多家。

而这起破产案,在万科以551亿元收购广信房产资产包之后,于2019年3月以全部债权足额清偿结案,中间隔了20年。

所有债权人都应该感谢30年前的那场土地拍卖——万科巨资买入的核心资产,正是花地湾地块。

3

在本世纪初的大熊市中,接近一半的证券公司都倒闭了。

很多老股民对这些名字不会陌生:中经开、南方证券、华夏证券、大鹏证券、汉唐证券、联合证券、闽发证券、新华证券、大连证券、珠海证券、富友证券、武汉证券、海南证券、云南证券、广东证券、民安证券……

它们都在十多年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曾经的行业领头羊,南方证券破产最令人叹息,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破产案。

1992年,中国资本市场创立之初,华夏、国泰和南方三大证券公司横空出世,以显赫的背景构成了“三大中央级证券公司”。

南方证券成立于深圳,由农行牵头,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联合发起。农行派出了副行长王景师担任董事长。

在股市低迷的1993年-1995年,券商纷纷进军实业,南方证券投资了大量非证券类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但受到宏观调控与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坏账率高企。

1997年,南方证券因北大车行内幕交易事件受到监管处罚,证监会将其非法所得的税后收入7456万元没收并罚款500万元。然而,这家公司的野蛮生长,并没有就此收敛。

毕竟,南方证券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力。一个屡被提及的细节是:证监会在迁入北京金融街之前,曾在南方证券办公大楼里工作了三年多。

那是一个混沌初开的时期,内幕交易频发,庄家横行无忌。90年代末的那场大牛市将乱象引向了巅峰。

1999年5月,在全球性的科技股热潮带动下,中国股市迎来了史上著名的“519行情”,形成了长达两年的大牛市。

在此期间,以1999年成功坐庄虹桥机场为开端,南方证券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最生猛、最闪耀的主力之一。

2000年是南方证券的鼎盛期,其承销业务排名位居全国第一,经纪业务跃居业内第三;总资产达到368.20亿元,利润更是高达11.69亿元。

南方证券还趁势大举扩张委托理财业务,并签订了大量保底合约,这为后来南方证券以及一大批券商的崩塌埋下了伏笔。

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创出2245点的历史新高。同日,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开启了一轮长达四年之久的熊市。

当音乐停止,狂暴的中国证券行业迎来了一场大逃杀。

一个葬送南方证券的直接原因是坐庄“双哈”(哈医药和哈飞股份)。在行情急转直下之际,为了挽救败绩,南方证券进行了疯狂的反向操作,不断加仓、越跌越买,希望以此摊薄持股成本,最后所持有的哈药和哈飞股票多达5.82亿股和1.3351亿股。

至此,南方证券完全沦为“双哈”股票的大庄家,如果市场能够及时好转,还有翻身的可能,然而熊市却残酷而漫长。

2002年6月,应深圳市政府邀请,中国证券市场的传奇人物、申万证券原总经理阚治东临危受命,但木已成舟。

2003年10月,南方证券大范围爆发信用危机,委托理财客户纷纷上门挤兑。阚治东选择“饮鸩止渴”,以客户保证金委托理财客户的投资本金。

在存管制度形同虚设的当时,挪用客户保证金,是证券行业心照不宣的一项潜规则。

然而,在漫漫熊市面前,这一切的挣扎都是徒劳的。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关闭南方证券。当年8月,建银投资在重组南方证券的基础上成立了中投证券。

南方证券退出了历史舞台,却留下一地鸡毛。除了高达121亿元的资不抵债,还有被挪用的客户保证金,中央银行为此付出了超过80亿元的救助。

为此,胡舒立的《财经》杂志曾多次愤愤不平:“挪用客户保证金偿债,将问题转嫁给事后埋单的政府,已成为问题券商的必经之路,然而这类行为却从未受到严格监管和相应惩罚。”

4

从海发行、广国投到南方证券,这三家公司的倒掉,既有他们自身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则是时势使然。

从银行、信托到券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金融机构很容易走向畸形和癫狂,最终要么毁灭,要么国家买单。

没有正常的市场环境,没有完善的监管制度,就很难长出现代化的金融企业。

庆幸的是,每一次重大风险事件的爆发,也是一次监管亡羊补牢的契机。

在跌跌撞撞之中,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逐渐完善,并推动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入。

自2005年前后的券商倒闭潮之后,中国金融行业迎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再没有出现金融机构破产倒闭。

然而,金融风险不会消失。随着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金融产品的违约越来越常见。

这个时候,长期维稳体制造就的刚性兑付,成为横在中国金融行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过往十多年金融行业的整体稳定,令很多人都忘了,银行、信托和券商都可能会倒闭。

而记得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不管海发行、广国投还是南方证券,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损失,基本都由政府买单了。

在近年来发生的许多信用风波中,金融机构往往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兜底,这让刚兑成为一种难以打破的迷信。

去刚兑,成为近年来金融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

2015年5月,酝酿了20余年的《存款保险条例》终于落地实施。

2018年4月,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资管新规,明确要求打破刚性兑付。

这意味着,一旦再出现海发行、广国投和南方证券这类风险事件,监管部门不再会无原则兜底,而是在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市场化手段去化解。

近期中江信托的风险处置是一个典型案例,既守住了防风险的底线,又做到了充分的市场化,不失为新常态下处理类似危机的样板。

中江信托曾经是行业黑马,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了50 多个金融研发中心。在巅峰期的2016年,在该公司实现了19.25亿元的净利润,在行业里名列前茅。

过去两年多来,中江信托的激进扩张风险暴露出来,成为行业里有名的“爆雷王”,同时经营业绩大跳水。目前,中江信托共有30多个项目存在到期不能兑付的问题,总金额数十亿元。

而历史原因导致的股权问题,使得中江信托在公司治理和业务运营上深陷困境。如果不能及时脱困,中江信托的兑付危机很可能持续恶化。

对监管部门来说,通过监管直接介入或者让国有金融机构接管,都可以解决中江信托当下的危局。但此举对打破刚性兑付、推动资管行业长远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一个两难局面:既要防风险,又要去刚兑,既要迅速解决当前的问题,又不能给未来留下隐患。

雪松控股的出现,给这场危机带来了一个最优解。

这家总部位于广州的民企蛰伏多年,于近年来声名日盛,2017年位列世界500强第361位,旗下拥有大宗商品、化工新材料、旅游文化和智慧城市服务等产业板块,以及齐翔腾达、希努尔两家A股上市公司。

4月22日上午,中江信托71%的股权完成过户和变更,雪松控股正式成为其大股东。同一天,面对前来维权的200多名投资者,雪松控股董事局主席张劲现场表态,从即日开始启动中江信托历史遗留问题专项行动,“我个人将作为解决中江信托历史问题的第一负责人”。

话音刚落,4月28日,在雪松控股垫付后,中江信托向投资者足额兑付了逾期项目收益。

5月8日,雪松控股启动新一轮行动,派遣10余个工作组分赴全国100多个城市,并发动海外分支机构联动,与约2000位中江逾期项目投资者现场签署收益权转让协议。

作为中国信托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益权转让面签行动,此举既及时了化解了可能蔓延的局部性金融风险,也为监管和市场处理类似危机,提供了可靠的思路和经验。

这一次,在中国金融舞台上,民营企业不再是 “野蛮人”,而是“白衣骑士”。

这是市场的胜利,也是时代的进步。尽管,金融改革依然未完成,打破刚兑任重道远,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那些曾经荒诞的爆雷往事,终将成为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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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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