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黑人正逃离广州_布谷新金融

冈比亚，西非的一个人口不到200万人的国家，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0%，于是这些人都尝试着去欧洲以及中国找工作。

中国，在当地人眼里，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是一个改变命运的金矿。

Lamin Ceesay，25岁，冈比亚人，在广州待了一年之后，回到了冈比亚。

回国之后，Lamin建了一个名为Uturn Asia的网站，向他的同胞控诉他在中国的遭遇，试图阻止怀有“中国梦”的同胞来中国。

节选了一些他及他的同伴对广州生活的描述：

“别人告诉我，中国到处都是机会，可我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困境。

每件事都很困难，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我常常一整天都在房子里睡觉，连出门都不可以，因为有人告诉你，你会被关进监狱。”

“我住在一间4×4平米的房子里，这房间至少挤了16个人，房东让我们一天交50元，相当于10美元，但房间里只有床垫，没有毯子，没有香皂，没有牙膏，没有食物，没有饮用水，一切都要自己搞定。”

“这个冈比亚人群居的地下室，有一些家具，但没有足够的床垫和床单来分给每个人。所以他们轮流睡觉。”

“许多冈比亚人来到中国时，只有15-30天的签证期限，而且没有资金来延长签证时间。于是他们就”黑“在广州了。

一旦被警察发现，就可能被关进监狱，而且还需要支付一笔遣返费用。

一些冈比亚人被帮他们办签证和机票的代理人骗了，一旦他们到了中国，这些代理人就把他们的回程机票取消了，并吞了退款。”

文中对中国的描述，基本的意思是，这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没有工作机会、受羞辱、身体与心灵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崛起——第三世界的首都广州

过去几十年，有数十万Lamin的非洲同胞来到中国。

官方数据，2015年10月底，在广州的非洲人约1.6万左右，其中，常住人口4092人，临时来广州1.19万人。

但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群”，而“三非人群”的数量，各家报道从10万到20万不等。

广州，一度被非洲人称作“第三世界的首都”。

非洲人在广州有两次移民潮。

非洲人社区起步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移民潮是在21世纪前10年；其中在2007年达到顶峰。

及至现在，广州越秀区小北路1.5公里的半径内，已俨然是黑人的商贸天地。

小北，被广州本地出租车司机成为“巧克力城”。

无数非洲人汇聚于此，他们的动机简单而朴素——赚钱。

2004年至2007年间，是小北路最鼎盛的时期。

跨文化研究学者Michal Lyons的研究报告中记载了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商人，他每两个月就来一次广州，每次都会采购25000件衬衫运回国内转卖，每间衬衫的利润是1.5美元，他每来一趟广州意味着37500美元的收入。

这位商人的故事激励着越来越多非洲人来中国广州淘金。

截至2014年，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比美国和非洲的贸易额高出1200亿美元。

分化——大约只有15%的人能赚到钱

来到广州经商的黑人大多是从背包客做起——携着几万元来采办货物，然后全塞在两三个大行李包内——以服装和运动鞋为主——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

生意由小做大，如今在广州，资产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黑人都不在少数。

但并不是每个在广州经商的黑人都会成功，广州加纳商会会长Atta曾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在广州经商的黑人，大约只有15%的人能真正成功赚到钱。

随着时间发展，黑人内部也渐渐开始出现阶层分化。

根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研究，广州黑人现在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贸易商人，他们到广州来的时间大多已经比较长，有的已经获得了中国居留权；

第二类可称为白领阶层，以黑人老板及中东老板为服务对象，在写字楼上班或为他们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等其他服务；

第三类则是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纯劳工阶层。

生活在底层的第二类，尤其是第三类黑人，他们通常来自非洲的贫困地区，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这些人大多对中国毫无了解，听别人随口介绍几句，就想尽办法筹钱过来，结果却只能在批发市场里替进货的非洲商人搬运货物，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一旦生活有什么变故，连回国的钱都凑不够。

无疑，上文的Lamin属于生活在底层的第三类黑人。

他的遭遇可见，作为纯劳工阶层，寄希望在中国改变命运，几乎没有机会。

转变——“请随时准备护照以备查验”

与非洲人的贸易，带来了短暂的繁荣。

官方为鼓励更多外国人来中国，在2004年8月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尽管审批程序和资格获取难度极高，但对来中国做生意的非洲人来说，这一时期官方对他们的态度似乎仍是开放的。

转变发生在2007年。

2007年《广州日报》发布了一篇6120字的报道《广州黑人部落全记录》，尽管这篇文章开篇承认了中非商贸推动广州国际化，但主要力度放在抨击黑人商贩主要经营低劣的纺织品和二手电子产品、无所事事的黑人“打工仔”，以及数量巨大的“三非”黑人。

这是广东媒体第一篇深度揭批广州小北黑人区的文章，也是官方借力打压黑人社区的开始。

当地执法机关开始每月定期检查小北街道和住所的非洲人签证，检查和逃脱检查的猫鼠游戏动摇了这座城市。

一旦签证过期，这些非洲商人就必须缴纳罚款。签证逾期后不缴纳罚款的，则会被行政拘留21天，需要缴纳拘留费用以及驱逐费用；如果一直买不起回国的飞机票，拘留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这点也在Lamin的控诉中得到了证实。

但还有一点是Lamin没有提到的，“据《卫报》报道，部分中国官员收取2000-10000元的贿赂，就可以放他们走”。

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国提前关闭了短期签证申请；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前，再一次缩紧了签证政策。

转变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的签证上，本地人对黑人的排斥也日益严重。

广州郊区里的非洲人社区，像国外的唐人街一样，他们因特殊的生活习惯而集结，生活范围内，看上去尤为壮观。而他们的黑色皮肤，在任何行动中都被黏上了异样的眼光，甚至很多黑人常因浓郁的香水味遭出租车拒载。

“广州黑人50万，抢占资源、犯罪无数”这样的谣言，也因此得以疯传。

Michal Lyons在2009年曾对50位与非洲人有过贸易往来的中国商贩进行访谈，只有40%的人对整个交易过程是满意的，他们形容非洲人“低素质”、“抠门”，甚至“不诚实”，这类负面词汇出现的次数是正面词汇的两倍。

逃离——东南亚地区成为了新选择

广州对各类非洲人的吸引力似乎都在下降。虽然没有明确的人口数字统计，但无论是当地人还是专家学者都认为广州的非洲人正在离开。

据CNN2016年7月的报道，过去的18个月里，成百上千的非洲人已经离开广州。

2006年至2010年间，广州口岸运往非洲的集装箱几乎都能载满货物。

到2010年，大量非洲商人离开了，依靠非洲贸易的中国供应商，生意倒下了三分之一。

不仅是如Lamin一样、几乎没有一技之长的第三类黑人在逃离，第一类贸易商人及第二类白领也一样。

签证压力只是一方面。经济衰退使得非洲商人的中国淘金梦，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开始破碎了。

曾今作为出口主力的中国工厂山寨货，已经不再便宜了。

山寨厂商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投诉，中国政府也对很多违法的山寨品牌进行了打击。

在华经商的非洲人还面对着另一个麻烦——货币。

全球油价暴跌严重冲击了非洲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稳定本国货币，保护正在不断缩水的外汇储备，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等国对美元结汇加以限制。“我们在中国用美元买东西。但是现在没有美元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洲商人说。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的薪资也在逐年提高，商品价格似乎不再那么便宜。

一些人已经回到了非洲，还有一些去了劳动力更为廉价、签证更为宽松的地方，比如东南亚。

在东南亚，非洲商人能批发到成本更低的商品，同比中国工人每天平均27.5美元的薪资，印尼仅有8.6美元，越南6.7美元。

身在广州的非洲人们发现，现在总是能听说在越南更好挣钱的消息。

如今的广州，正在上演非洲人的大撤退。

本文综合自：海马小姐、财新网、凤凰知道、南方人物周刊、网易《回声》、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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