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外天体物理学家看中国4000年的天文发展

丘吉尔曾说：“回顾过去，你能回顾多远，展望未来，你能展望多远。”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被公认为四大文明古国，但其他三个国家的文明却因为种种原因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华文明，它为世界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记载是一份珍贵的科学遗产，为解决和验证一些现代天文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比如从公元前240年开始，哈雷彗星已经接近地球29次，而在过去2200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关于这29次哈雷彗星的记载也不少于一次。中国在太阳黑子观测上领先欧洲1800年；敦煌卷轴中的一份特殊天文文献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图。176年，郭守敬能够精确测量北回归线的长度(365.2425天)，与现代结果相比，误差仅为23秒.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李约瑟引用美国生物学家萨顿等人的话说：“直到14世纪末，除了中国的星图，没有其他的星图。”

无论是指导农业生产还是为皇室占卜，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都非常实用。“历法形似日月星辰，尊重人的时间”。然而，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天文学呈现给现在人们的科学星图、精美仪器、精准历法、深邃思想和无限想象，成为我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吸收养分的重要源泉。

虽然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让-马克博内尔-比多写的《4000年中国天文史》这本书没有介绍不同时期天文学知识的方方面面，但这本书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外国专家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正如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在谈到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时所说，“中国历史就像一个房间。中国历史学家坐在房间里。虽然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的视野仅限于房间内部，无法从更高的维度看到房间的位置。这个问题只有站在外面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国学者才能回答。”

同时，这本书不仅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天文史对全球天文研究所的重要贡献，也提出了我自己对中国哲学和宇宙学的理解。比如，笔者认为“理论”是一个欧洲概念，所以在中国定义起来特别困难。“就中国人的思维而言，事情要复杂得多。没有预先规划好的世界，各种事物并存，有时甚至矛盾，但每一种事物都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并不打算在不同的宇宙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具有互补的优势。当你在思考不同的问题时，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强调“与其他文化不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是唯一系统完整地记录天象的人，这些记录在许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用。”因此，“有机而非分析，实用而非理论，代数而非几何，这是中国科学思想与欧洲古典科学思想的区别。”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