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同心圆”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舆论热点是预防游戏成瘾。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尤其是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的未成年人防沉迷政策，成效显著。但第三方平台监管的“天花板”实际上反映了法律法规、行政监管、司法实践、企业自律、社会共治的责任边界。实践中，当互联网公司发现违法行为时，如何合法举报涉及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需要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指导。

对平台过度收集未成年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担忧，只是技术手段强化带来的新问题之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应优先，更加强调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欺凌预防、网络成瘾、支付能力和风险防范、不良信息内容管理、网络犯罪预防和治理等。

人们都同意加强国家、平台和社会的协同治理，但事实上，责任导向的控制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现在，平台在内容上承担第一责任，但家庭是网络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大的缺点在于家庭，而真正的缺点在于没有配套制度。应转向授权监督主体的引导模式，积极引导主体的行为。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弱势家庭和初中。

提升未成年人获得自我保护的能力，要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参与。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要处理好保护未成年人与培养科技创新能力的关系。考虑到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的复杂性，应建立科学的分类监管机制，完善场景差异化原则。网络信息应当分类管理，这是人们的共识，但除了合法信息和非法信息之外，对于哪些信息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并不总是能够达成共识。尽管有许多关于社会规范和道德的宣言和原则，但在如何将这些思想真正转化为“准则”方面仍然存在体制和技术障碍。有必要将社会科学引入互联网产品设计，培养更多的“社会规划师”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