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这份宣言为何有底气

40年后，有数十个国家实现或超过了2016年联合国大会设定的2020年目标——这表明全球艾滋病防治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不平等也正在阻碍新目标的实现，人类用科学“降伏”病毒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

当地时间6月8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政治宣言。

从1981年6月5日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40年后，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实现或超过了2016年联合国大会设定的2020年目标——这表明全球艾滋病防治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一

8日通过的这份政治宣言承诺，到2025年，将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控制在37万例以下，将每年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控制在25万例以下，并消除与艾滋病病毒相关的一切形式的污名化与歧视，实现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

政治宣言承诺将预防作为优先事项，确保到2025年，有效的艾滋病综合预防方案涵盖95%的有感染风险者；并提出2030年前实现“三个95%”目标：95%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能得到确诊，95%的确诊者能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及95%的接受治疗者体内病毒受到抑制。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例报告，这是世界上首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1982年，这种疾病被正式命名为艾滋病。

6月3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一份关于全球防治艾滋病40年历程的总结报告。

这份题为《全球承诺与地区行动》的报告显示，在首例艾滋病病例被报告的40年后，有数十个国家实现或超过了2016年联合国大会设定的2020年艾滋病防治目标：

2020年，376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有2740万人在接受治疗，而2010年仅为780万。

2001年来，得益于推广负担得起的高质量艾滋病治疗，估计因此避免了1620万人死亡。自2010年以来，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了43%。

二

40年过去了，尽管目前艾滋病仍然难以治愈，但不间断的科学研究，巨大的防治投入和长期宣传教育，让艾滋病逐渐变成了可控的慢性病。

1996年，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提出鸡尾酒疗法，全球科学家随后也研发出了更多的艾滋病药物和联合用药方案。

目前，全球已经有数十种艾滋病药物获准上市。

2019年3月6日，伦敦的一名艾滋病患者，接受干细胞移植治疗3年后，成为全球第二例被治愈者。

而首个被治愈的患者则出现在更早的2007年：美国人布朗在柏林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治疗，此后体内没有再检测出艾滋病病毒。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首例“柏林患者”还是第二例“伦敦患者”，专家都仅将其称为“特殊个案”，他们采用的疗法目前并不具备普适性。

尽管如此，这依然让人类看到了治愈艾滋病的曙光。

不过，或许因为新冠疫情的蔓延，联合国4月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20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70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69万，与2016年制定的2020年“双50万”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这也说明，人类用科学“降伏”病毒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

三

实际上，这不是联合国首次提出“到2030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

2016年召开的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中，就承诺“到2030年终结艾滋病流行”，并提出2020年“每年新感染艾滋病毒者和因艾滋病相关原因而死亡的人数”双双降至50万以下的“双50万”目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指出，去年，在全球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中，妇女和女童占了一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5~19岁的人群中，每7名新增感染者中有6名是女孩。

地区间的差异也同样存在。

东非和南非大部分地区进展显著。以南非为例，自2010年以来，新发感染和相关死亡人数均减少了约40％。而在东欧和中亚、中东和北非以及拉丁美洲，新发感染数仍有所增加。

4月3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不平等正在阻碍人类实现在2030年前“消灭”艾滋病的目标，他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消除不平等现象重回这一目标。

他认为，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不平等是导致整体不达标的主要原因。不平等因素涉及性别、年龄、民族、性取向、收入水平、感染者身份等。

目前，全球艾滋病防治界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和可实现的战略，其核心就是消除不平等，以及让艾滋病防治措施能够惠及弱势人群。

6月8日联大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承诺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的资助，并加强全球团结，到2025年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艾滋病防治年度投资增至290亿美元。

有研究表明，在全球艾滋病防治战略方面每增加1美元的投资，将带来7美元以上的保健效益回报。